正在編輯九二一震災的歷史性回看：鄉村復興之曙光（章節）

== 結論：後九二一的鄉村再造新精神 ==

在私有權範圍內，重建後的實質居家環境與災前差異不大，這涉及複雜的個人、家庭結構、居家文化心理等較私密領域，外力能改變的幅度有限。 在公共領域，有些新的公共設施（即使設置在私人土地上），如老人廚房、伙房重建開放成地方文史旅遊點，最特別的是桃米坑紙教堂，連結上台日災難記憶，區位條件佳，加上鄉土特色開發---包括自然生態、農特產代銷，成為假日熱門景點。 另如日月潭紅茶產業，也於災後發展新行銷包裝，脫胎換骨開發成地方特色品牌。


另如謝英俊的簡易造屋工法，雖沒在九二一重建中充分發揮，但在後來汶川地震與八八風災的協助重建上，完成相當規模安置屋/永久屋，持續改良這套造屋施作系統，這富有人道關懷的專業實踐，也獲得國際大獎肯定。    

大藏團隊（甘銘源、李綠枝）做完埔里育英國小重建後，從宜蘭遷到雲林斗六落腳，持續致力於生態構築方向，近年開發竹結構工法，2013年農博中的濕地規劃及竹結構棚架與房舍，皆是難得傑作。 最近完工的烏日華徳福學校，除一樓為RC結構，上層皆以竹結構為主，已經將生態構築融入環境教學了。 完成三處災區國小重建的陳永興（前象集團建築師）則從宜蘭遷到台南土溝，與曾旭正帶領的南藝大碩生畢業後成立的水牛工作室長期合作，鄉村型規劃及設計案子比例不少，也持續有精彩作品完成。

至於在地深耕團隊部分，廖嘉展、顏新珠主持的新故鄉基金會在埔里地區協助重建甚多，也一直常駐桃米坑，研請生態專家確認桃米生態資源，推動桃米生態見學園區，倡導有機耕種與生態保育，吸引民宿產業蓬勃發展。 並在2005-06年將日本神戶地震時建造的紙教堂遷往桃米重建，不只成為假日休閒勝地，而且成為周邊地區社會公益及產業振興平台。 果然團隊馮小非與東海工作隊於中寮龍安村合作多年後， 轉往中寮南邊溪底遙社區協助有機柳丁栽種，開發柳丁醋等加工產品，2006年與陳孟凱等創辦「合樸市集」，整合有機農業生產與消費環節，2011年創辦「上下游新聞市集」社會企業，藉網路媒體-市集功能深入關心農業及友善土地。

震災時中寮龍安村長廖振益先生推動成立上述的老人廚房及送餐服務持續至今，後來擔任龍眼林福利協會理事長，綜理村內及周邊社會服務及產業行銷，後再成立龍眼林福利基金會，將社會服務延伸到台中市社區。 當年推動執行石岡劉家伙房祠堂重建的劉祥三理事長，也長期投入當地大埔客家文史考察，結合推廣客家美食、客家戲曲，充實重建後伙房作為旅遊文化體驗旅遊重點的內容。 震災後魚池鄉一帶也重振已經沒落許久的阿薩姆紅茶產業，成為該地區的特色農產品牌。

以上僅根據個人有限資訊的理解，集中在 1999-2006年期間，個人在南投縣北中寮地區---尤其以龍安村為中心---的過程中，同時對南中寮、潭南村、長寮尾、日月潭名勝街等地區的淺薄經驗，以及在建築系上異地教學到埔里內埔、桃米坑、台南土溝、台中石岡等地之短期觀察。 反芻這些屬於個人的經驗，也尚未做更深入的追蹤調查，但忽忽20年後，若要問：「九二一震災是一次歷史性災難，讓受災區域付出生命財產損失的代價，災後重建換來什麼歷史性改變呢？」 至少就鄉村地區而言，災前被假裝沒看見或故意忽視的問題，在眾所矚目的災後重建過程中，也總算被看見了。 但只是被看見嗎？ 是否留下或開啟了什麼新的歷史性的元素或影響呢？

我個人認為，今天回看九二一災後重建20週年，可以隱隱感受到它帶出一種新的「精神」，或說是一種精神性的方向，投射向一種更有理想性的未來，這在    當年教育部主導的學校重建部分，顯得更清楚。 校園重建的執行蔚成「新校園運動」，有些個案整合教育改革、校園建築與實質環境、甚至社區條件，新校園匯集各方能量，在重建成果中很直接可體會到其中蘊含的新精神。

其中重災區裡的潭南國小（大陸/姜樂靜）、廣英國小（徐岩奇團隊）、民和國中小（林洲民）、爽文（慈濟/大元）、中科（王維仁）、土牛-水尾-中峰國小（象集團-陳永興）、至誠國小（慈濟/黃建興），因強化教學空間計畫，教學設施也與在地社區共享，成為在地公共性節點。 其他參與的建築師如劉木賢、呂欽文等，也都改變他們原先事務所方向，更多投入公共領域的建築類型，待災後校園重建有成後，這批新校園運動健將們再度集結力量，組織「建築改革合作社」，為建築界導入新精神，致力於當前不合理制度發動改革，希望建築專業往更具創新方向邁進。

在鄉村重建方面，初期狀況如前述（有時也因自己身在其中），感覺不那麼清楚有什麼「精神性」的東西出來，但是二十年來看著後來持續的努力，譬如在農業領域，有人繼續投入在土地倫理、有機栽培、甚至可見到農業生產到農村體驗/服務業的演進，有一線「新農業」的曙光，慢慢照亮新農村土地。

一種友善土地、友善社會的理性精神，貫穿在這新農業的核心。 鄉村重建涉及產業---即農（漁牧）業，介入產業變革需要相當時間，不只是功能性的問題解決，也不僅止於解決單一或單方面問題，如同工程師那樣，問題解決就走人了。 這種新精神來自於對土地問題的認識與倫理態度：從根本面體認到問題的千絲萬縷、難以短時間解決，必須窮個人漫長時間投入，希望整個社會更好，如此的理想性追求，匯成一種新精神，二十年來漸可看見這一股新精神逐漸在鄉村土地上浮現。

這新精神的構造是怎樣呢？ 首先它是城鄉融合協力的構造。 災後外來團隊原來扮演陪伴、催化角色，外來的理想與熱情，與在地組織合作，在重建過程中為地方找出路。 之後，部分外來成員留下，並在鄉村/農業找到自己事業/安身立命之所在，在地者也獲得激勵與快速成長，並使原來重建協力關係更深化為鄉村再造的長期合作關係。 對的「人」-他/她的理想、人脈、連結力、執行力、引動資源加成等，對地方或地區發揮很大的培力與協力影響。 有時，就某個程度而言，外來團隊似被在地化了，他們留下，讓自己在鄉村重建中同時獲得個人成長、也拉著在地人共同成長。 這些留下的外地者較不是工程師屬性，而比較是農夫型態的行動者---願付出長時間進行精神上的深耕、精耕，並認同個人事業即地方事業，所投下去的時間也化為個人生命內在的成長。 「中興以人才為本」，後九二一的鄉村再造人才是在城鄉協力基礎上而共同長成的新人才組合。

第二，這新精神是多元-扁平神經網結的構造，這或來自民主化帶來的蜕變，尤其多所交纏的莖絡神經靈活聯通，不必非靠中央幹脈派送指令不可、而又不離這主脈系統。 這類似經脈打通，雖屬局部而還不是全面，但這局部都很近核心關鍵處。 因蹲點時間長，甚至自己成為在地人，所以能直接切入問題核心，這些局部的效益可期待發揮針灸效應，帶動健康的農業、合理的農業產銷機制、  有內容的體驗民宿、在地服務/老人送餐---固定探視老人生活，各方各層面有重疊也有連動。  

第三，強女力的社會切面是這新精神構造的特徵之一，投入災後重建的許多非營利組織中青年女性比例明顯地高，過程中家庭婦女投入也多（尤其頭人妻的在地角色醒響力），在地社區協會頭人中也不少女性理事長等，女性的韌性、耐力、協調力皆對重建導入正向影響。 台灣都會型企業與農村型產業這兩端，女力參與度最高，由這兩端往中間社經階層滲透，似乎是台灣社會的發展中趨勢。

再來，這新精神構造核心是對社會「真實」的深切體悟，災後復原重建對災區與災民而言是切身的真實，重建過程必須看見實效，時間拉長後讓社會看見整個重建成果的「後效思考」（sequential thinking）---時間帶來的「知」，也就是說，行動是否有濟，時間會過濾出真實努力的後果公諸評判，災難過後二十年，很多事情攤開被檢視，其實可發現成果案例中的「務實想像」（pragmatic imagination）精神。

九二一災後重建帶出這新精神的本質，或可歸結出兩點，首先它是屬於一種「悲願型」精神改造，災難激發出同理心、悲憫情懷，這滲入進步的、連結的思維，願以較長時間換取更近真實的理解，化作更開闊的改革行動。 這是社會強壯到相當程度才儲備起來的能量，二十年來台灣周邊發生數次大型災難，台灣以九二一經驗化成行動，對國內或境外災難作出實質上及精神上援助，如2008汶川大地震、2009莫拉克八八風災、2011日本311大地震，民間都自發地展開跨區跨國災難互助、重建經驗交流的行動，2006完成的桃米紙教堂更是連結上1995神戶大地震重建精神的跨國友誼節點。

 

此外，這新精神的本質較多是產業-社會面的改造，尚未及於文化轉型，整體面地從生活到生命的「氣力」還正初萌，「鄉村文藝復興」路尚迢遙，但畢竟已現曙光。 這新精神正待要從「悲願型」演化到「價值型」持續改造，根著大地的泥土價值觀長成時，就會引領新文化的出芽開花結果。

攝影家沈昭良的電子舞台車系列、電音三太子、甚至檳榔西施（近年已漸沒落），這些俗麗台式現象，近十年被提到文化討論層次，這應屬鄉村文化的新包裝，其中有地方的活力，但是與「鄉村文藝復興」的路可能是岔開去的。 我個人認為在參與重建期間，遇到地方廟會作醮時，祭品中擺出的「米龍」藝術讓人驚艷，這是米產業發展到巔峰所表現出來的在地藝術表現，這其中勃然升騰出的力量，才是與新精神相通的。（圖14） 而目前剛剛匯集起來的「新精神」，須更深入到更強的農村產業鏈，拉拔起土地活力導向的藝術文化。

但是，時代的腳步是不等人的，以目前趨勢看不久未來，台灣的農業應難免面臨更高科技與更密集資本帶來的翻天覆地變化，觀諸已往台灣歷次的現代化、科技化在工業部門的變革，皆未及著床於有土地意識的集體精神性基礎上，所以造成對環境生態、對人民生活的許多負面衝擊，九二一之後二十年間緩慢催出的鄉村再造的這精神性意識根苗，是為鄉村與農業涵蓄著這樣的時代性、歷史性的集體自覺意味，希望這新精神更快壯大起來，快快壯大到足夠有力，以調節、甚至介入即將來到的農業轉型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