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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者：曾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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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代代木競技場（1964）vs. 國立競技場（2020）】

從2013年申奧成功至去年2020年因疫情決定延後一年，期間歷經非常多波折的2020東京奧運，終於於昨天開幕了。

日本曾經三次申奧成功，其中1940年的奧運因戰爭因素取消，之後戰後的1964東京奧運成功舉辦。事隔56年後，今年2020東京奧運再次展開。

相隔近一甲子的兩場奧運，雖然都是屬於運動賽事，但對於建築界而言應是兩場重要的「建築事件」，有幸參與其中的建築師，必定會全力掌握此難得的機會，充分發揮建築才華，極力展現成果並對外「發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就是奧運主場館。

1964東京奧運的主場館是「國立代代木競技場」，由丹下健三所設計，2020東京奧運的則是「國立競技場」，由隈研吾所設計。而依據日本建築界常見的「作為次世代的建築師，大多會挑戰上一世代的建築師」之傳統，屬於戰後第四代建築師的隈研吾，在設計「國立競技場」時，我相信他一定會意識到，屬於戰後第一代建築師丹下健三的這道「牆壁」存在。

隨著奧運的開幕，「國立競技場」已正式展現在世人的面前，隈研吾如何跨越這道「牆壁」？或是是否已經跨越了？應該會是之後日本甚或台灣建築評論界的討論焦點；目前我個人對於此事的看法如下。

首先，昨天看完了開幕典禮後，我大量搜尋了日本的一般媒體及建築媒體，其中建築媒體已有一些對於「國立競技場」的報導，但是其他一般的媒體大多聚焦在開幕或賽事活動的程序與內容，對於「國立競技場」似乎並未多加關注。

相對地，於1964年東京奧運舉辦的當時，當日本民眾在電視螢幕上看到開幕典禮時，除了繽紛的典禮之外，「國立代代木競技場」這棟建築物，在當時成為了大家矚目的焦點。而當以懸吊構造將大空間予以覆蓋的「國立代代木競技場」呈現在世人的面前時，人們大多顯露出驚訝及新鮮的表情。隨著奧運受到日本全國國民注視的同時，建築師「丹下健三」這個名字也烙印在人們的印象中。

當時的丹下健三是媒體的話題人物，經過不斷地報導，更也因此讓「建築師」這個原本不被人們所曉得的專業，普遍地被一般民眾所理解。具體的例子，「丹下健三」曾經在當時的民意調查中，於日本全國的知名度中排名第二位。這說明了丹下健三將「建築」及「建築師」啟蒙於日本社會，充分連結了「建築與社會」的關係，此時代意義十分重大。

另外，在實際的建築表現上，隈研吾對於「國立競技場」提出了許多的設計詮釋與文化詮釋，例如森林中的運動場、繼承日本傳統建築的特徵、使用國產的木材、自然舒適的觀賽環境、與環境共生的運動場、樹蔭下的觀眾席、以及五種顏色的椅子等。

相對地，1964年的「國立代代木競技場」，丹下健三延續著戰後初期其自身對於「都市」的敏感度，將當時建築界尚未普及的「都市設計」觀念，引入並直接運用在全區建築配置及周邊環境的規劃上。同時在建築結構上大膽地採用了懸吊構造，將建築、結構、施工等專業整合在一起，提升了整體的技術能力。

其次運用結構的懸吊構造，創造出了有機且動態的大型室內空間感，突破了當時對於建築「空間」的想像。進而在文化詮釋上，丹下健三在懸吊構造中的兩根最重要的結構柱上，低調且巧妙地融入了日本神社建築屋頂的「千木」傳統意象。從都市到建築，再到空間，進而到文化，「國立代代木競技場」對於後來的日本建築發展，不論在理論或技術上都有著極大的影響性。

雖然1964年與2020年分屬不同的時代背景，所面對的限制與挑戰也不同，但我個人認為建築師是否已「跨越了該時代，並指引出了另一時代？」，應是檢視或評價類似國際奧運這種極為重要的「建築事件」，及其代表性建築物之必要觀點。

不論從前述的「建築與社會」及「建築的影響性」等時代意義，或是建築的巨輪必須向前滾動的必要性來看，隈研吾的「國立競技場」，在面對著丹下健三的「國立代代木競技場」時，似乎有著難以跨越的障礙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