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一勤│ 921地動綻開的花蕊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助理教授，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博士。曾參加921地震後延和國中的重建，該案例為埔里八校之一，並入圍第一屆遠東建築獎。
本文討論主題是以921震後「新校園運動」20年為起點，這段經驗究竟為台灣社會留下甚麼？如果將這個問題納入聯考，應該會這樣問。請問新校園運動的特色為何：
1. 由教育部長發表給全國建築師的公開信，宣告推動新校園重建計畫。
2. 舉辦公開競圖並事先公布競圖評審名單。
3. 採取最有利標。
4. 將推動410教改以來的教育理念，透過參與式設計落實為校園空間。
5. 給予規劃設計單位合理的工作期程。
6. 透過工程顧問公司進行專案管理。
7. 以上皆是。
習慣背多分考試的我們，應該答題很容易。但考試如果在其他國家，命題方式應該不一樣，例如：
921震後的「新校園運動」由教育部長曾志朗發表「給全國建築師的公開信」開始，邀請全國建築師參與重建。信中宣示建築競圖將採用最有利標，公平、公正、公開的競圖，事先公布評審團名單，給予設計單位合理的工作時程、並且以設計概念經歷作為評審依據、、、這些作法，為後續的「新校園運動」在制度面定調。這段經驗為後來的學校建築產生什麼影響？
這種問法，不是背答案的，是透過考試引導學習，鼓勵學生瞭解事件的脈絡以及深入思考。題目說明了「新校園運動」成形的關鍵因素，但後續影響為何呢？這場運動（movement）促成了哪些變革？
日後的設計競圖會事先公開評審名單嗎？不會。不只不會，連評審團的專業都很值得討論。主辦單位常說評審名單一但公開，可能為造成評審困擾，例如關說與請託，因此傾向不公開。但一般業界仍認為，評審組成依舊黑箱，依舊充滿了操作空間。廣告說電腦可以選花生，實際上電腦也可以選出老闆要的名單，而且屢試不爽。評審的專業度一直都不是被認同的標準。那麼規劃設計勞務採購會採取最有利標嗎？答案是不一定。有些地方評選設計團隊，是以通過評選的團隊中最低價者得標。評審會議只需剔除不合格團隊，接下來的廝殺交給價格決定。建築師朋友解讀說，意思是設計費我就不要了，設計費只能靠綁定材料的回扣或以後追加款項得到。會給設計單位合理的工作期程嗎？很難說！這涉及修改設計的幅度以及專案管理審查的意見為何。建築師朋友經驗談是，設計做完也請水電、結構協力單位作了設計，仍會遇到委託單位說基地位置要再變動。承辦起初都說確定了、確認了，後來又說變動是長官的意見，自己也沒辦法，請廠商幫一下忙。只要主辦單位不簽核，設計單位也拿不到規劃設計費。因此，建築師往往只能硬著頭皮作，只是心理總過不去。會有專案管理協助嗎？新設學校大部分還是單靠校長跟總務主任搞定，參與式設計想要的對話機制，在現實中其實很難。如果是增建，往往也是形式一下。老師們說教學負擔重，尤其是都會區的學校，來自家長LINE群組的壓力，非常大。換言之，促成「新校園運動」，各種制度內的彈性作法，說真的，並未真正而穩定的影響我們的公共工程文化。
地動之所以綻放出美麗的花朵與「921地震重建特別條例」的施行有關。相較於地震初期，適逢總統大選，重建基調以迅速、復原為主。扁政府上台後，清點了尚未進行重建的學校，這些學校多半位於偏鄉，學校規模不大，缺乏吸引民間參與重建的誘因，是被遺忘的一群。教育部接管/代辦了設計團隊評選，地方政治中的地緣政商關係暫時鬆脫，處於一種脫離常軌的狀態。基於評審名單的信任，原本抗拒公共工程的團隊紛紛投入重建工作，這是過去難以想像的陣容。這些團隊將過去幾年教育改革理念轉化為空間，並且發揮高度創意，創造了前所未見的校園設計成果。
「新校園運動」當然不是一天造成的，花開的種子，是在90年代，宜蘭推動校園整體規劃時埋下的。透過預算集中、先期規劃、逐年實施等作法，將校園視為區域整體景觀的一部份。理解地方特色的建築師、公部門與學校組成三位一體伙伴關係，共同為宜蘭的學校建築開啟了新頁。這個時期，也是政治上解嚴的年代，各種議題在社會上奔放發酵，勞工的、性別的、農民的、政治的、教育的、社區的、住屋的、、、這些社會力對於建築專業形成強大的穿透力，以社區總體營造為主的論述實踐，促成了建築專業的反省與改造。社區總體營造是打造新國族認同的一部份，也是政治權力下放地方的過程。自己的社區自己來，各種以社區為議題的提案紛紛出爐。其中，反應在校園的是學校與社區關係的討論，例如：圍牆存廢與否涉及校園安全的問題以及校園/社區關係的再定義；圖書館、運動空間的開放涉及資源如何共享；生態池與生態環境的議題涉及綠色環境的延續。此外，回應教育改革的聲浪，九年一貫、一綱多本、班群、協同教學、鄉土教育等理念，各種靈活的、非線性的，以班群為主的空間配置形成主流，加上區域的風土特色如：多雨、綠色環境創造了宜蘭校園整體規劃的樣貌。這些案例雖然引來設計過度的檢討聲浪，卻是台灣校園生產巨大轉變的濫觴。
921地震後的重建，正值總統大選，效率與速度是重建工作的主要基調，民間各種救援工作也同步展開。其中TVBS文教基金會、台大城鄉基金會、埔里文教基金會、人本教育基金會與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形成聯盟，投入以埔里為主的校園重建。參與式設計是埔里經驗的核心價值，透過參與、討論、對話，教育與空間專業有了對話。此時，宜蘭實施整體校園規劃的案例參訪，成為溝通過程中最好的例證。於是，聯盟由埔里六校聯盟擴增為八校，經驗持續擴散。後來創造性的校園成果展即是以這段經驗成果為主。，這是對社會各界的說帖與強心劑，也是後來「新校園運動」的起手式。
如果將「新校園運動」視為一場重校園空間革命戰役，打的確漂亮。但很可惜這場戰役的勝利並未擴散，我們或許打下了灘頭堡，卻仍未打下江山。對大多數建築師來說，自行解讀何謂進步的學校建築，將教育「需求」轉譯為設計語彙已是很普遍而熟練的操作手法了，但隱藏在採購法背後公共工程幽靈卻仍久久不散。換個角度想「新校園運動」的浪頭過去了，逝者已矣。但下一波校園空間的課題為何？我認為可將校園視為城鄉發展課題的活棋。面對少子化以及人口快速老化的挑戰，偏遠地區學校往往面臨廢校的壓力，這些空間可以考慮作為地方創生的基地，作為產地到餐桌的食農小旅行基地，或者做為社區長照計畫的空間。例如：台南新化的礁坑社區就利用廢棄小學，發展類似社會企業的社區企業，回饋所得，發展社區關懷照護等社會福利政策。都會地區學校，則可以考慮彈性與多元運用的可能。以台北市為例，預計15年內有70%的學校因結構安全因素需要整建，這個數字約略是236。在資源共享的概念下，學校可以善用空間資源及區位優勢，嵌入顧老托幼的機制，將營養午餐與老人共餐結合；去除本位主義，配置互補的運動設施類型：善用校園空間作為綠色環境與韌性城市系的一部份：檢討地區的停車需求並將學校作為防災急難救助中心。這些多元的可能，不會單一學校可以應付的，而是需要政策的引導與制訂，重新賦予都市計劃與設計中學校的角色，學校將會是我們生活中的核心。如同芬蘭的教育改革已經取消分科的作法改以主題替換，我認為學校概念應該轉變為一種開放的平台，不再只是兒童、青少年的學習空間，而是全齡化的生活空間。至於，採購法與採購文化所造成的種種困境，更是全面的影響我們所有公共工程品質，透過民間團體如建改社的遊說與立法委員吳思瑤等人的支持，終於有了改革的第一步，希望改革腳步，可以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