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人：王中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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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夏鑄九老師發文（修）/
最關鍵的還是政府的政策。全球信息化資本主義下都会區域的浮現，西班牙的畢爾包(Bilbao)，1997年用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設計的古根翰美術館做為支點，挑起畢爾包都市轉化的歷史策略，首開城市行銷(city marketing)之濫觴。
畢爾包效應(Bilbao effect)對擔心世界看不見的台灣豈能倖免？雖然全球化下越界的國際級建築師的經驗與能力值得借取，評選建築師的制度也不宜排外，然而國際競圖氾濫，在偶像建築師明星光環之下，排除了地方建築師的權利，在既有公部門體制之下，營造過程中問題層出不窮，引起建築師的抗議。
不知自己是誰的台灣的國家，坐實了南方朔所說的“第三世界的建築物主義”的推手，造就了第三世界無能建構自身主體性的美學笑話。[1]這時我們值得進一步反思與追溯西方文藝復興之後建築論述(architectural discourse)建構的形式主義幽靈的根源。文藝復興的建築師將古典建築變成一個自主而絕對的建築“物”，或者說，建築客體，建築對象(architectural object)。過去，成為被建築師挪用的元素，給予當前所需的意識形態支持，建築對象成為客體，隨手擺弄拼湊(bricolage)。對中世紀與之前的歷史而言，這是在重新建構一個新的傳統與歷史，發明歷史的行動，被稱為是對歷史的遮蔽(the eclipse of history)，遮蔽歷史的開端。用黑格爾的說法，這是客體性(objectivity)與主體性(subjectivity)間的分離，師與匠之間的一種革命性的斷裂。
到了十八世紀，為啟蒙主義思想鼓勵的西方資產階級美學論述終於成形。西歐哲學家將建築分類為美術(fine arts)的一支，以審美價值區分建築與營造，強調美的營造（建築物，building）才是建築(Architecture)。林肯大教堂與腳踏車棚兩者之間的美學對比就是最有名的例子。歐美社會經歷五百年時間逐步加速的過程，現代性(modernity)步伐仍難掩魯莽，然而，現代性其實就是斷裂(break)，是資本追求利潤的慾望造成的創造性破壞的空間再現，這也就是“成為現代”(to be modern)。
至於就發展中國家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經驗而言，制度的移植(transplantation)使得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機器與制度的關係上，都忽略了人。加上專業者也遺忘了人，又欠缺反思，不能接地氣，異化的空間就是必然的結局。[2]去除了人的存在之後的建築其實就是形式主義文化的再生產。空間的全球商品化，偶像建築師就是壟斷性品牌，為新自由主義的支配性意識形態所支持，為發展中國家的缺乏自信的政府心態所肯定，這是在全球化年代建築論述的權力與價值觀赤裸裸地展現在發展中國家的終極表徵。
而台灣的建築學院、建築論述、以及建築師本身又豈能置身事外？不過，在國際競圖爭議之外，真正嚴重而未被揭露的事實莫過於選擇建築師的制度背後流露出政府被龐大工程利益侵蝕之後的腐敗，這已經不是媒體上的醜聞，而是國家機器中潛藏的貪瀆，由歷史角度來看，卻經常是伴奏終局的輓歌。
[1] 南方朔(2017)，“第三世界的建築物主義”，《蘋果日報》，7月18日，南方朔專欄。
[2] 夏鑄九(2016)，“現代建築師為何‘不接地氣’？”，《鄉愁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