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榮生 │921地動綻開的花蕊
忽忽九二一已然二十年了，我的回憶只有，寫《看不見的城市》的作家卡爾維諾，所提過一句話「如果你想知道周圍有多麼黑暗，你就得留意遠處的微弱光線」。留存在腦海深處的記憶，只是曾經建築界經歷的「微弱光線」，如今那道光似乎又退到「遠處」了。
九二一當年我是跑建築文化、古蹟及文化行政的中國時報文化版記者，文建會於震後，就由主委林澄枝，在餘震不停歇、供電不穩定的狀況下，率隊前往中部災區勘察。我們看到人間煉獄，也看到車籠埔斷層，及像積木被頑皮小孩任性推倒的房舍。這一切的慘劇，都不如看到校園東倒西歪的狀態，當時就有許多報導談到，地震是發生在半夜，若在上課時間，那就有更多的傷亡。
地震後的救災啟動，到重建伊始，就更換了政權，重建會也更換了組織與人事。事過境遷來觀察，九二一重創台灣後的重建系列，的確以新校園運動比較令人耳目一新。我認為主要原因有，民間部分機構投入校園重建認養，改變過往由上而下的地方建設流程、民間呼籲啟動的新校園運動，最終獲得官方認同並有機會從制度面檢討校園公共工程建設機制、配合教育改革政策，使得校園重構較有機會打破過往僵化且制式的校園環境、重建不可否認多處中部郊區，客觀上的小校及小班校園環境，各方利益牽扯較少，比較有機會改變其建造生態…。
我這篇短文，願意以幾位我看到的指標人物，來記述那一段以悲劇而起卻是公共工程較為特殊的一段經歷。
A當時教育部政務次長范巽綠及其團隊:「榮生，你看這所南投的小學，重建的多好，是教育部跟民間團體合力的成果。」只要採訪新校園運動完成的各校，不難聽到范巽綠對這些校園的稱讚。
的確不管好壞，她也該稱讚這些校園，因為一開始的校園重建藍圖，根本不是官方的企圖，乃是民間長久以來對教改想像的一部分，九二一則提供了一個塑造他們心中校園原型的契機，而像范巽綠這樣的官員，其實一開始她也只是個旁觀者，從當立委到當官員，順勢而為是當民代出身的她所持的態度，而她不只不是疾言厲行一類的處事態度，可說是能與人為善甚至願意跟人溝通的人。所以重建後的校園，每一所她幾乎都當自己的兒女般來看待。
這是因為，從2000年5月，由民間團體組織的災區重建團隊和教育部溝通，提出「結合軟體革新的硬體重建理念和校園博覽會」概念，與推動教育改革的官方想法一致後。創造性的教育重建計畫從體制外走向體制內，成為由教育部正式推出針對災區校園重建的「新校園運動」，范巽綠一直扮演關鍵腳色，她這種「媽媽桑」的定位，配合重建會林盛豐副執行長及當時她辦公室幕僚殷寶寧的建築人背景，提供她作決策或解決千頭萬緒的營建細節。如此搭配，是從廢墟浴火重生的新校園，滿有意思的過程。
因為新校園配合教改，是當時政治上對教育藍圖的顯學，行政上，新校園要有新式的硬體設備、透過最有利標與參與式設計所型塑的新校園運動校園，她雖非關鍵腳色，但沒有她，新校園的成果絕對失色甚多。
B民間教改與重建的投入:新校園雖是藉由政府公部門的專案計畫及民間單位機構的認養，才使得921震後的校園重建計畫展露曙光，最後也呈現多采多姿的樣貌。
但一開始真正使力的卻是民間團體，校園重建工作中的核心論述，甚至沒有官方的地位。由號召建築師投入校園設計，並鼓勵校方和社區人士積極參與討論，共同探索融合現代教育理念的新型校園空間，經過震後只有兩年的努力，該運動就創造出近40 餘所各具特色的新校園，我認為這才是應該大書特書之處。
因為論及教育改革和那次的空間探索，不得不把時間軸推移至先前經驗。
因為新校園運動也可說，不是在921震後一夜之間無中生有的想像。而是1980年代以來教育改革，以及諸多探索新型教育空間，才是其誕生基礎，921只是其實踐的一環。
有研究指出，1968年的九年義務教育，因此有了國中校舍設計標準圖，官方也按標準圖控制校園建築造價，並複製上百及千單調刻板的一字、ㄇ型或口合院空間佈局，有著中軸線對稱、衙門川廊或門廳、政治銅像和口號、以及運動不像運動的橢圓形操場搭配只能罵人、訓話的長官司令台配置，宰制、極權、控制型的千篇一律並毫無生趣的小學到高中之校園建築。
這些校園無非搭配教育行政向有的權威主義、填鴨教學、僵化意識形態和升學主義崇拜，使得台灣教育幾乎陷於一致化與死水一攤，而其象徵就是校園環境的統一性與一致化。
一直到1990年代的物極必反，民間發動教改運動，呼籲教育擺脫只重宰制、威權與一致化的格局，校園環境上期許搭配鬆綁制度的開放型學習空間，並適用當代電腦及網路學習的多媒材技術運用，的所謂當代校園想像。
在此基礎上，震後一個月內，包括人本教育基金會、台大城鄉基金會、都市改革組織等，就從教育和校園學習環境，提出重建理念，期望將教改理念融入校園重建的軟硬體建設契機。
這次發起，連一向致力於社區工作的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和力推教育改革的人本教育基金會，不只在第一時間內進駐災區協助重建，並認養了八所學校，並喊出：向學校推薦優秀建築師、鼓勵師長甚至學生，積極參加設計討論、鼓勵學校發掘自我特色，開啟校園空間營建的新互動關係。最後並提出「結合軟體革新的硬體重建和校園博覽會」理念的重建，終於由民間教改團體的呼籲，由教育部整合為對災區校園重建的新校園運動。
政策形成前的投入之外，重建工作民間所扮演極度積極的腳色，可說是戰後台灣民間力量，最大最重要的投入。有評論說「新校園運動之所以成功，很大一部分是因民氣可用，而且是出乎預料難以想像的龐大與綿密。」1999當年企業團體認養重建災區學校時，年底就募到95億，最後293校全倒校園重建竣工，民間就認養了108校，比例上達到1/3。包括:認養51所的慈濟基金會、17所的紅十字會、16所的台塑關係企業、6所的佛光山基金會、以技術認養(贊助設計規畫經費)的TVBS文教基金會、浩然基金會等等。
C建築師的投入:九二一重建，當時引進專案營建管理（PCM）技術服務、公開遴選建築師、採最有利標等作法，才得讓校園順利變形、空間解嚴。當時教育部選定「建築師雜誌」發出公開信，函邀全國建築師投入新校園重建工作，保證有至少3個月時間投入規劃與設計工作，兩個月就吸引了156家建築師事務所競逐24標33校重建工程。
從2000年啟動，於2003年12月底南投縣內湖國小完工，新校園運動完成階段性任務，使得校園與當地自然環境、社區共存的觀念。深植於重建學校、當地社區及民眾心中，學校不再高掛「禮義廉恥、做個堂堂正正的XX人」的嚴肅或畏懼場所，以學生為本位環境被重視。
這當中，拜九二一校園重建的建築師而崛起的，包括:原先在宜蘭校園建築就頗有心得得黃建興、台中的姜樂靜、台南的徐岩奇、台北的林洲民(美國註冊建築師)、香港的王維仁、現在在雲林的甘銘源李綠枝、等人，
設計創意上，新校園運動許多作品，被評論為:不只塑造出當代學習和空間文化內涵外，校園配置具備靈活和多樣性，並且試圖使青少年成天在此覺得有趣甚至好玩，教室也發展為彈性開放的教學場所，並考量不同年齡層的成長需求。校園與社區，多數用綠籬或開放空間取代過去封閉的圍牆，使校園與周邊社區緊密融合，更有相當多的設計，表現出對當地文化的尊重和對生態環保的重視。例如: 潭南國小從原住民部落的角度發想出一套新穎的學習空間、黃建興建築師打破慈濟認養的校園一定要慈濟建築的樣貌、徐岩奇建築師在廣英國小嘗試有機建築系統，都在在令人印象深刻。
當時所有參與者都把為受災學童提供美好的學習環境、追求更有意義的未來作為目標，這些各具特色的新校園，也成為戰後台灣難得一次的「集體印象」。但新校園運動能量延續十餘年後，雖然有一陣子不局限在短暫且局部的震後校園重建，有小幅度擴展到其他地區的中小學與高中校園的改造。
但隨九二一的遠去，新校園運動的精神也只能在過往的校園中尋覓，其引薦建築師、給於充分時間作規畫設計、適度地採有利標等等新校園的政策工具，如今也多不被認同。
因之，新校園運動是成是暫，也見仁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