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強迫症的成因說明 (暫無處方簽 – 尋求名醫)
褚瑞基 │建改短評_2014/12/21
Rem Koohaas為台北貢獻的高貴建築反映著一股他心中堅定的信念: 「由一名外地人，為遙遠土地上的一塊高貴基地，以不可置信的龐然尺度所做的思辯性投射。」(Rem Koolhass, 2010)他所說的「思辯性投射」就是全球化的動能以及他的「教導」。而政府的態度在面對外在不斷期盼「國際」、「自由」的擁抱時，更是只能呼應Todd McGowan 所觀察: 「如果沒有這一類愉悅及自由，或許〔政府會認為〕將干擾原本正常功能的社會規律。」於是政府非得自身也浸潤在這股不得不的「必然」當中，並以傲人的說法接受並「深愛」上這透過他(外)人的教導而得到的昇華。不斷施加被冠上落後的城市競爭壓力，公權力透過施予進化的承諾，形塑紀念地景。自2000年之後台灣的城市地景著重在政治管理思維。被扭曲的自卑非得化為國際性的啟發，才得完滿於人民的承諾。於是十年來急於強迫自己接受大建設以便形塑價值；台北流行音樂中心、台北藝術中心、台灣塔、衛武營、高雄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大歌劇院、台中城市文化館、台南美術館…這些建築及空間也許不是甚麼邪惡的建設，而是它所連接的狡猾，以及政府陪同下喪失的自我辨識及批判的個性。為了完成這些政策的承諾，成了被教唆的潛在附和者。台灣的新一代地景中絕大部分來自於它者文化霸權的教導結果 - 它們的形體失去了過去，但卻具極為強大的視覺辨識性 – 在每一個國民的眼睛及身體移動中，不想面對它們，幾乎不可能；不想進入它，也幾乎不可能。人們成為「斯德哥爾摩強迫症」下的人質乃來自於這個城市的集體「失語」（Aphasia），因而只能藉由移植、模仿他人語言，而成為可依賴的新語言。「失語」的症狀源自於現代文明的物質成癮，當人們在強烈追求物件、資訊、刺激、情慾的滿足時，成了馬庫斯所說的「慾望文化」的一群時，尊嚴喪失。台灣的城市已經長時間充斥強大資本慾望入侵的結果。不請自來的邀約或是刻意的邀約，成了城市「好客」下的尊榮(hospitality)。但在「好客」的邀約，卻也引來了「惡意」 (hostile)的「作客者」(guest)。由於強力依賴經濟需要而發展幸福感的都市人，在無法具有一個強大的自我主體去面對入侵時，因而這些「作客者」反倒成為新主人，取代了原本的主人(host)；於是家成為幽靈的巢穴，家被「鬼客人」(guest - ghost)占據，家人變成「人質」(hostage)。 建築或城市空間中斯德哥爾摩症狀的施暴者，毫無疑問的指向建築師在此扮演的腳色。但實際上他們只是代罪羔羊。這是一個由政府默許、法規管理無效、開發利益強奪、建築師經營習性、媒體業配化等等導致的結果。在所有被視覺化的城市面貌中，施暴者是這整個系統，而成為擁護施暴者的結局，也是這個系統。這一個被「媒體-傳播-科技」所掌控的結果，不僅是專業獨立性的喪失，更是整個「家」的喪失。